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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啥许三个人认为中中原人民共和国秦汉未来不

发布时间:2019-07-06 10:28编辑:亚洲城ca88浏览(91)

    (参考资料:《历史起跑在线的反思:中西古代文明向近代文明转型的比较》胡幸福/宁夏人民出版社)U3N

    问题:到底什么是封建社会?

    “封建”或“封建主义”在中国恐怕是概念最为混乱,最为人所误解和滥用的名词。由于它在中国社会中长期和广泛地流行,以致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对它的误解和滥用也就比其他术语引起的混乱更为严重。反过来说,正是因为滥用“封建”,才促进了它的广泛流行(缺乏严格规定性的东西当然更容易流行)。可以说,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近年来已有不少学者致力于对“封建”概念的辨析。但是迄今为止这项工作多着眼于区分“封建”的古义和今义,即分析中国西周的“封建”与现代人的“封建”有何不同,以及西周的“封建”如何演变成了现在人们所理解的“封建”;对于西欧封建与中国“封建”的区别(即中古“封建”的西义与中义)似乎还未予以足够的关注。除了有少数学者区分西周封建与西欧封建外——例如冯天瑜将西周封建制说成是“宗法封建制”,将西欧封建制说成是“契约封建制”[1]——对于中古西欧与中国的“封建”还缺乏比较研究,但是这方面的研究恰恰应是认识“封建”概念的关键。因为中国人理解的“封建”这一概念本是从西欧封建制中抽象出来的。从认识史以及发生学的角度看,首先必须考察西欧“封建”的确切含义,才能理解中国“封建”的真实意义。

    •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回答:

    一、 对中西“封建”概念的具体考察

    以前在学校时,我并未学习到一种研究历史方式,也是一种新兴的学科──比较史学。在接触此书之后,我才明了,比较史学并非是一种假设性的局限,本书的比较史学着重在于中西两文明史上的转变,和具体的制度演化,甚至包含了文明上的转型。如封建制度的经济越发展越能创造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而西方能,为何中国不能?同样是封建制度,为何中西两文明的构造不同?那为何西方在近代史上才逐一迈向民族融合,而中国早在公元前就具备了民族融合的现象?中西两文明同样架构,但转型结果却南辕北辙?U3N

    中国自秦以下,即为中央统一之局,其下郡、县相递辖,更无世袭之封君,此不足以言“封建”。

    西欧的封建制有着严格的规定,这是由具体的历史内容决定的。对于这些,不仅研究封建社会的专家马克·布洛赫有明确的说明(具体可见布洛赫《封建社会》一书),即使是马克思、恩格斯也有清醒的认识。他们并未一般性地赋予西欧封建主义普遍性的意义。从他们的一些具体论述来看,封建制即使在西欧也并非是无所不在的。

    •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U3N -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再举一例,四大古文明的埃及,为何现今以往的文化思想已不较以往,而中国古代圣贤思想却绵延至今?这种比较是环境?是政治?是思想?还是传统的传承?都值得我们探讨U3N
    •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U3N -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我们其实可以看出本书所说的中西城市的比较,中国城市比较偏向于政治和文化,西方城市则是由高度经济和较独立自治的市民所组成,中国城市由政治发展出经济,西方城市则恰恰相反。U3N
    •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U3N -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书中提到一个观念,作者认为中国无法有效成功转型,关键在于自然经济下形成的封建专制不断的被强化,而转型无法得到发展,这和中国长期的重农抑商及完善的封建思想有一定的关系,中国有农业经济,但不成转型,相较于西欧15世纪后就开始了萌芽新的社会经济模式。U3N
    •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U3N -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书中也有提到封建制度的土地所有转变,中国的封建制的土地是一种所有制,或者是一个土地私有制,西欧则在日耳曼民族灭了西罗马时,所采的抽签式的战利品的土地分封,而没有形成中国的所谓土地兼并(西欧的自由地为何未转变为中国的土地私有制,我实在不解)。二来,中国的封建土地买卖频繁,西欧封建土地则层层分封(我不解释和西周分封土地有何不同),三来,中国封建土地的地主,其特权并非来自土地,而是官职,在西欧,土地特权和拥有土地多寡有密切关系。一如书中所言,「中国土地所有权,与封建特权是相对分离的……西欧,大中小封建主的隶属关系则是土地所有权的直接表现。」所以,西欧的封建制度瓦解和土地所有权的坍塌是有关连的,四来,中国农民可透过买卖来获得土地,农民亦可升为地主,西欧封建农民对于土地是一种契约,是世袭的,和中国农民占有土地所有权是不同的,换言之,中国土地通过农民和地主的转变,造成了地位的不稳现象,在西欧,土地是由世袭所取,地位和所有权相对的稳定U3N
    •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U3N -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西欧在14世纪就出现了资本主义,封建农民受到商品经济的影响,封建制逐渐瓦解,地主不再紧绑农奴在土地上,农民也可以透过买卖获得自由,而开启了新的资产阶级土地改革,即圈地运动。封建土地不再是权力,土地开启了经济商品变革,建立起资本主义大农经济体。U3N
    •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U3N -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中国为何无法转型?作者认为在于中国历朝的重农抑商政策,它具有强大且具有力量的专制统治,中国农民受几千年的封闭封建思想的染化,统治者将农业生产在自然经济中,而无法像西欧的资本主义转型。U3N
    •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U3N -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虽然中国没有萌芽出资本主义的结果,但中国的封建土地是受到政治和自然经济的约束力而成,有了较安定的耕作环境,进而开创了中国农业的文明,这也是为什么古代中国封建开启的文明会胜于西欧U3N
    •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U3N -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西欧的封建制度瓦解原因之一,在于王权的消长,王权因贵族的封地而消落,王权要拿到权力,必须和拥有自治地的城市的力量对抗封建贵族,从而消灭了封建领主制(西欧城市的兴起,其因农奴的逃亡,再加上商品经济发起,导致城市兴起)。U3N
    •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U3N -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中国单一农业与西欧农牧混合U3N -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U3N -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中国的农业生产呈现单一性的小农经济,农人的唯一归附于土地,即便出现了农民起义,但农人最终还是回归土地。单一性农业在于以粮食生产为主及少量的经济作物,明末,中国农村一度萌芽经济发展的资本主义,但透过中国特有的小农封建专制的完善,资本主义的生机只有少部的、局部的。虽然小农经济衰落,但农业性质的改变并没有扭转小农的本质。明代,农业发达,促使经济作物商品化,冲击了封建小农的经济,使部分农民脱离了生产,转而朝向城镇发展,但长期自古的封建结构及经济水平低落,无法有效提供劳动力,封建则难以瓦解,中国的自给自足阻碍了农业社会进一步的发展。U3N
    •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U3N -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西欧的土地上,因环境地理和历史上的因素,很早就有了农牧混型的发展,亨利在一书「中世纪城市」更提到了畜牧业是中世纪商业的基础。农牧混合形成了商品化的经济生产,构成大农经济,不受限于自然经济,加上美洲的发现贸易,根本上,促进农业生产,大农经济和农业混合型是相辅相成。大农经济有一定的资金引进农业技术,改革技术等等,都能突破农业封建制度的限制,进而保住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其工业原物料。U3N
    •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U3N -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封建农民的地位及其经济发展U3N -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U3N -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在西欧,农奴是依附于领主之下,领主将土地分给农奴耕作,这种世代的主佃关系系为「永佃权」,封建地主为了维持其在庄园经济生产,强制把农奴绑在土地上,农奴世代都属于地主的财产,对于国家就有较多的自由,农奴并非直接与国家服役,缴税。西欧的农奴制伴随着劳役地租和实物地租至货币地租,这个转变使得农奴制逐渐瓦解。U3N
    •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U3N -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西欧农奴生产条件得到保障(因领主的剥削会造成农奴死亡或逃跑,使得领主财产重大损失),生产率高,加上上述地租的转变,净余率相对提高,可发展其农业技术,生产再生产,随着剩余增加,而把农产品投入市场,形成商品化,脱离农奴身分转而成生产者,加上农牧混合,出路广,到了15、16世纪,西欧已经看不见无田农奴。U3N
    •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U3N -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在中国佃农,因与地主是佃租关系,是占时的使用土地,地主无意把佃农长期制约在土地上,导致佃农需时常找地主,和西欧的「永佃权」实质不同,因佃租关系,佃农对地主自由度较大,但对于要缴纳税收国家的自由度较小,国家需执行中央集权超经济强制,而佃农就必须履行封建义务。U3N
    •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U3N -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中国自古采实物地租,地主总是为利己而不断剥削佃农,也因其地主和佃农的人身依附关系松散,所以地主几乎不受其惯例约束。地主对佃农越剥削,佃农其净余率越低,佃农没有剩余经济投资,难生产再生产,封建农业转型无法有效发展,因经济生产条件差,佃农离了土地也带动不了资本劳动力,佃农最终还是得回到土地上。U3N
    •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U3N -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商业文化发展的等量不等质U3N -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U3N -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中国和西欧在商业发展水平下,我认为是不平等的,古代中国封建时期,虽有秦朝的重农抑商政策,但其商人是顽固的,到了隋唐宋商业发达可想而知,不管是国内的商业手工业等,在对外贸易有丝绸之路,还有长安往西南的海上丝路,一直到15世纪前,海上丝绸之路的交通皆操于中国人之手。U3N
    •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U3N -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商业水平的象征就是纸币的产生,如北宋交子,南宋会子和元代宝钞,反观西欧,14世纪前商业都是落后的,书中分类出主要原因:1.交换的商品简单2.长期没有形成大的广泛的商业中心3.商人队伍少,商人社会地位不高4.经商环境条件差,流通形式层次低5.语言复杂,度量衡和货币不统一6.社会对商品购买力低下。U3N
    •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U3N -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17世纪中国出现了政治、经济的危机,加上动乱,战争和天灾等人祸,商品经济受到打击,造成中国封建商业转衰的原因,书中也帮我们整理出来了:1.明中叶后,封建专制主义下,无法突破小农经济,在思想观念上无法超越封建2.明清社会高度集中的专制皇权对商业的打击3.经济政策的不利影响4.儒家学对商业的阻碍。U3N
    •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U3N -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在西欧,城市发展冲击着「商业革命」的表现,在哥伦布通航新大陆后1.世界市场的形成和扩大2.市场流通的商品种类增加3.改变传统钱、货两方交易的模式方式。U3N
    •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U3N -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对于16世纪西欧封建商业转向资本主义,书中整理出:1.良好国内政治环境和思想意识,西欧的专制是建立在资产阶级上,宗教改革大大解放禁欲主义,近代商业理论出现2.农牧混合经济结构和大农业的兴起3.利用移民增进商业竞争活动4.积极开拓市场贸易。U3N
    •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U3N -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科学技术的晚霞和黎明U3N
    •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U3N -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李约瑟曾说:「在约4~14世纪间,欧洲水平完全在中国之下………」U3N -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U3N -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中国曾经有过世界性指标的科学研究和发明,数学来说,西汉有「九章算数」的数学体系,魏晋南北朝,著名的刘徽、祖冲之奠定了数学理论,北宋贾宪的贾宪三角高次方程式比西欧早了400年,南宋时期提出誉为中国的剩余定理,比欧洲早了500年,宋李冶的「侧圆海镜」其研究高次方程式成果比欧洲提前300年,宋元时期还有沈括、郭守敬等数学家。天文纪录方面,「晋书天文志」记下彗星之尾是背向太阳,欧洲到了1532年才发现,1054年中国就记载太阳黑子的发现,早了西欧800多年,发现恒星移动则是唐的一行和尚,比英哈雷早了1000年。春秋时期「四方历」已经一年订为365.25日,元郭守敬「授时历」以365.2425定为一年,欧洲公历则在1582年才公世。西欧农人用木犁下耕时,中国早就用了铁犁,当中最属中国的四大发明(火药、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最为辉煌。U3N
    •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U3N -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欧洲的文艺复兴,创造了欧洲辉煌时期,是脱离黑暗时代,从神转向人,转向理性,转向科学,为近代科学革命奠了基础,进而在16世纪超越了中国,而此分水岭,从传统文化背景、社会和阶级背景可述之。U3N
    •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U3N -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至于科学的不同发展,书中举证:1.中国传统科学技术的目的是实际应用2.实现手段是经验累积型,其发展带有封建保守味道6.其物质利用多局限于材料自然属性的使用。U3N
    •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U3N -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后记U3N -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U3N -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在后面两章我并没有做出整理,我认为是因为它的层面较广,除了说明中西思想解放的各有特色,最后一章商品经济,我觉得跟前面一章有些雷同。U3N
    •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U3N -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综观来说,中国文化、社会背景、商业活动和思想风潮,本来就和西方大相径庭,也或许因而错失了转变的契机。U3N
    •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以学术言,自先秦儒、墨唱始,学术流于民间,既不为贵族世家所独擅,又不为宗教寺庙所专有。平民社会传播学术之机会,既易且广,而学业即为从政之阶梯,白衣卿相,自秦以来即尔。既无特殊之贵族阶级,是亦不足以言“封建”。

    从对中西“封建性”的历史考察可以看出,那些在中国被视为“封建”的事物与西欧历史上的“封建主义”不仅从根本上毫不相关,而且有许多是背道而驰的。可以说,每一个带有“封建”前缀的名词都是值得怀疑和值得推敲的。下面试举数例说明:

      若就经济情况而论,中国虽称以农立国,然工商业之发展,战国、秦、汉以来,已有可观。惟在上者不断加以节制,不使有甚贫、甚富之判。又政府奖励学术,重用士人,西汉之季,遂有“遗子黄金满籯,不如一经”之语。于是前汉“货殖”“游侠”中人,后汉多走入“儒林”“独行传”中去。所以家庭温饱,即从事学问,而一登仕宦,则束身礼义之中。厚积为富,其势不长,然亦非有世袭之贵人也。

    首先论述历史学方面的“封建”:

      井田制既废,民间田亩得自由买卖,于是而有兼并。然即如前汉封君,亦仅于衣租食税而止。其封邑与封户之统治,仍由国家特派官吏。以国家法律而论,封君之兴与封户,实同为国家之公民。后世如佃户欠租,田主亦惟送官法办,则佃户之卖田纳租于田主,亦一种经济契约之关系,不得目田主为贵族、为封君,目佃户为农奴、为私属。土地既非采邑,即难“封建”相拟。然若谓中国乃资本主义之社会,则又未是。以中国传统政治观念,即不许资本势力之成长也。

    “封建专制”:已有不少学者指出这一词的荒谬。刘北成指出:“在马、恩那里,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这是两个不相兼容的概念,凡是典型的、纯粹的封建主义,必然是‘等级的所有制’,其统治权是分裂和分散的,那就不可能有专制主义。专制主义只存在于没有封建主义的东方社会,它只是‘东方专制主义’,西欧中世纪是典型的封建主义,因此没有专制主义。”[2]何怀宏也指出,“封建专制”、“封建大一统”这一类的词“从其本义来说,其实是自相矛盾的。”“‘封建’就意味着分封,意味着权力分散。因而,如果是‘封建’就不可能是中央集权,不可能是君主一人‘专制’,不可能是天下‘大一统’。”[3]这种错误恰恰是因为将中国的专制命名为“封建”所致。

      西洋史家有谓其历史演变,乃自“封建贵族”之社会,转而为“工商资本”之社会者。治中国史者,以为中国社会必居于此二之一,既不为“工商资本”之社会,是必“贵族封建”之社会无疑。此犹论政制者,谓国体有君主与民主,政体有专制与立宪。此特往时西国学者,自本其已往历史演变言之。

    “封建政府”:西欧中古既没有统一的,也没有同质的“封建”政府。王室与教会、贵族及城市分享权力。一些城市有自己的议会和市政府。那么,城市政府是否是封建的呢?中古后期,王权与议会共同形成等级制国家机构,这种政府也非完全封建的。无论这些形式是否是“封建”的,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绝没有这种分权的“封建政府”,只有皇帝、官僚集团组成的大一统国家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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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建政治”:这究竟是指封建主搞的政治,还是指所有发生在“封建社会”中的政治行为或政治现象?英国封建贵族联合市民阶级共同制约王权,制定具有宪政意义的《大宪章》,成立议会;以及西欧普遍发生的,王权联合城市,消弱封建主势力、发展资本主义等等,究竟是什么样的“封建政治”?城市自身的政治运动又将如何解释?如何定性?进一步看,中国的中古社会是否有这种“封建政治”?无庸置疑,如果中国有这种“封建政治”的话,就不会长期停滞、落后了。

    回答:

    “封建王权”及“封建君主制”:首先,西欧的王权只是多元社会中多种权力的一部分,与教权、城市权力、贵族权力相互制约并分享权力。其次,西欧的君主具有双重性,即封建性与非封建性,前者表现为封君,后者表现为国君。国王作为最高的封君,即最高封建主,与其封臣有着直接的个人关系,但是与封臣之外的人则缺少权力关系。作为国君,国王对所有的臣民行使一定的权力。君主制中封建性与非封建性的比重决定了王权强弱的程度,王权的强大即表现为非封建性高于封建性。例如,法国的王权起初比较微弱,国王只能享受封臣提供的有限的封建义务,而不能征收更多的赋税。渐渐地,法国国王通过各种方式扩大了王权,才取得比封君更高的地位。正如布罗代尔所说的:“君主制由封建制脱胎而出。法兰西国王原是一名普通领主,后来区别于其他领主,出类拔萃;他使用领主的语言,奉行领主的原则,而终于超过领主。王权仍然带着自己的胎记,‘贵族与国王具有同质性’。”[4]中国的皇帝独霸所有的权力,决不与其他势力分享。中国的皇帝也不具有双重性,他与所有的臣民都是国家关系而无私人关系,即使是皇帝的家人也是皇帝的臣属。

    说到封建社会,目前很多人的讨论焦点就在于如何界定封建社会的概念。这个名词的翻译和使用以及在我国近一百年来的社会变动期间所产生的语境变化,都对封建社会本身这个概念产生了影响。那我们先从两派讨论者的概念的角度来界定,什么是封建社会。

    “封建法律”:西欧中世纪从11世纪后期起,产生了这样一些法律体系:教会法、封建法、庄园法、商法、城市法和王室法。由于教会部分地处于封建经济体系之中,所以教会的财产法部分地具有封建性质,同时又具有部分的资本主义性质。而王室法中也有一些鼓励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容。除此之外,封建法是调整封君、封臣关系的法,庄园法是调整领主和农奴关系的法,并都规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领主也对农奴有义务,农奴也有自己的权利)。严格地说,只有这两种法基本上与“封建”经济基础相对应。而城市法和商法则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法。法律史专家伯尔曼指出:“在11、12世纪,广泛的商业活动是与庄园的生产方式和封建的社会政治关系并存的。新出现的商法体系──它是典型的资本主义法──是与西方的封建法体系和庄园法体系同时产生的。”[5]然而,即使是具有封建性的庄园法,也不是完全为封建主服务的。许多中外学者指出,西方的法律是一把“双刃剑”。马克·布洛赫在《法国农村史》中就曾这样说过。伯尔曼指出:“在所谓封建制度下的法律,不仅维护当时通行的领主与农民的权力结构,而且还对这种结构进行挑战;法律不仅是加强而且也是限制封建领主权力的一种工具。”[6]国内学者侯建新在他的著作中对此也有详细的论述,认为封建法律既有维护领主利益的一面,也有维护农奴利益的一面。[7]除了上述诸多法之外,西欧中古社会还继承了古代的罗马法和自然法。这些法显然不是什么封建性的法了。中国中古社会的法律只是皇帝、官僚一家的法,它不规定民众的权利,而只是维护皇帝、官僚集团利益的工具。所以说,“中国封建社会”(如果说有这样一个社会的话)中的“封建法律”,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实质,以及法律的精神,都与西欧中古社会中的法律根本不同。

    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在自己的学术书籍中对封建制度进行了大意义上的分类,简单的说可分两种,一种是西欧中世纪时的封臣封土,二是中国西周时期的分封制度。

    “封建军队”:西欧中古社会中的军队有多种:早期的封建军队是封君给封臣分封土地换取军役组成的军队,主要是骑士自备武装,为封君服军役。恩格斯在《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一文中所说的“封建军队”,就是指这种军队。他说:“同封建制度作斗争而使用本身就是封建的军队(这种军队的兵士同他们的封建领主的联系要比他们同国王军队指挥官的联系更为密切),显然意味着陷入绝境,走不了一步。所以,从14世纪初起,国王们就力图摆脱这种封建军队,建立自己的军队。从这时起我们就看到,在国王军队中,由召募的或雇佣的军队组成的部分不断增长。------这种迹象表明了封建的军事制度的彻底崩溃。”[8]除封建军队外,还有雇佣军、民军(包括城市武装和王国临时征招的军队),以及中古后期国家建立的常备军。在这多种类型中,虽然仅有常备军可与中国军队相比,但也有极大的差异。中国中古的常备军不仅规模大,时间久,而且与西方的常备军的功能不同。中国国家的常备军除了对外作战之外,主要是皇帝、官僚镇压和防范民众的工具。大量军队用来护卫皇宫以及王府、公主府和官僚府第。而西方中古后期建立的常备军不仅规模大大低于中国的常备军,而且主要是对外作战,为民族开辟海外市场。西方君主或大贵族依靠雇佣的私人武装来保护自己的安全,而不是国家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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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建社会”:以往我们不假思索地说“封建社会”这个词,却未考虑它的结构和成分,以为有了地主剥削农民的制度,就有了封建社会,无论东方或是西方,性质都一样,社会自然也就一样。然而社会的构成并非如此简单。西方“封建社会”是多元结构的,由多种社会实体构成。如布罗代尔所说的,用“封建主义”概括西方11—15世纪的社会很勉强,“不合逻辑”。他认为西欧“封建社会”至少由五种不同的社会组成:领主与农奴结合在一起的社会、神权社会、领土国家为中心组织起来的社会,贵族社会以及城邦社会。[9]这些社会实体并非都具有封建性。中国从秦至晚清的社会是皇帝、官僚统治的一元的国家/社会。无论它是否是“封建社会”,从结构到组成要素都与西方社会根本不同。

    而我们从小对封建社会的概念则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学校的书本,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情境下,封建社会所指的含义则变成了实行封建制度的社会状态。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解读下,“封建社会”则变成指代:地主或领主占有土地并剥削农民或农奴的社会形态。而西方学者研究中的“封建社会”指由共主或中央王朝给王室成员、王族和功臣分封领地,比如金雀花王朝的建立者本身是安如伯爵,这个安如伯爵就是法兰西王室的封臣,而在安如伯爵取到了玛蒂尔达皇后之后,建立金雀花王朝,他英格兰国王的头衔与安茹伯爵的头衔皆存在,所以说他既可以是法兰西国王的安茹伯爵封臣,又可以是英格兰国王。所以说,这是一种政治层面的“制度”而不是一种“社会”层面的“制度”。图片 3 所以究其原因,很多人讨论的重点其实就是翻译本身造成的问题。就其历史渊源来说,马克思说的封建制度是指“feudalism ”。国内学者在翻译的时候,从古籍种找到了“封建”这个词,但封建的原意指代的则更偏向于英语中这个词“enfeoffment”。所以,很多人从土地授予层面来看,秦汉之后我国政权’趋向集中,郡县制的设立使得像西周时分封诸侯的情况也不再发生,在汉朝结束后,真正拥有实质意义的大面积封王现象在中国历史上也不再常见和延续,虽也就造成了很多人认为我国秦汉之后不再是封建社会了。

    “封建关系”:以往历史学对“封建关系”的认定仅限于地主和农民(西方则是领主与农奴)这一层关系。然而,这一种关系并不能代表全部的社会关系。在西欧中古社会里,最重要的一层关系是教会与俗界的关系,包括教权与王权、教会与贵族及其全体教民。没有教会,西欧“封建社会”是难以成立的。因为仅仅凭着分散的庄园,是无法组织社会的。此外,贵族内部的结合也是重要的社会关系,其中有封建性(封君—封臣关系)的贵族关系,也有非封建性的贵族关系。这些从各国内部凝聚了社会。最基层的才是庄园及其所属的领主农奴关系。各自孤立和分散的庄园需要贵族、教会和国家作为组织者和粘和剂才能组成社会共同体。以往以为只要有了庄园,有了领主剥削农奴,就形成了西欧的封建社会,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中国中古社会中,教俗关系显然并不重要。中国是国家统治社会,所以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最主要的关系。地主与农民的关系是次要的。尽管地主与农民的关系与西方领主与农奴的关系有相似之处,即都是个人关系,但是却缺乏西方那种领主对下层保护的关系和双向互惠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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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建经济”:西欧的封建经济是个人经济。按照封建制原则,国王要“靠自己过活”,以自己的领地为生。如果国王需要征收非封建性的收入,则必须取得纳税人的同意。中国中古社会中,国家经济,也就是权力经济占据主要的和支配的地位。皇帝、官僚集团主要通过国家权力取得大量的财富,供他们挥霍、享用。西欧封建经济的特点是公私分明,因为封建制的原则就是严格划分封建的个人经济与非封建的公共经济或国家经济的界限。中国则不仅不是公私分明,反而是假公济私,以公养私。可以说,中国恰恰是因为没有西欧那种封建经济和封建的原则,所以对社会的征收就毫无限制。

    回答:

    “封建地主”:以往学界基本上是将地主制当作是决定一个社会“封建性”的重要标志,认为地主与农民的矛盾构成了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尽管人人都知道,西欧中古的统治者是封建领主,但是人们笼统地将地主和领主当作是同一种性质的阶级,认为他们只是形式上不同,两者是大同而小异。这种将地主与领主混为一谈的做法,恰恰是造成“封建”概念混乱的一个重要原因。英国史学者徐浩指出,英国的地主landlord与领主lord产生的历史条件和阶级属性不同,领主是庄园化和政治多元化,即封建化的产物。地主在时间上晚于领主。他们起源于农业生产中新的经营方式。后来庄园制瓦解,地主完全取代了领主。地主实际上是农村资产阶级。[10]所以说,在西方,领主并非是“地主阶级”中的一个类型,领主和地主是性质、身份和作用都不同的两个阶级。在中国的中古社会,尽管没有西方那种领主,也没有西方那种地主。同样也没有“地主制”理论所认定的那样一个抽象的“地主阶级”。只有两种具体的和性质不同的地主,一种是具有贵族身份的官僚地主,另一种是庶民身份的地主。与欧洲领主不同的是,官僚地主主要用政治权力取得财富,所以他们对政治权力的追求超过了对地产的经营。庶民地主也与西欧的领主不同。因为他们没有领主所有的个人领地,和从领地中派生出来的种种权利,更没有欧洲领主所有的独立人格。他们时时遭受官僚地主的欺压和剥夺。这种地主剥夺地主的现象,也是中国中古社会所特有的。用抽象的地主论来解释中国历史,许多问题得不到合理的解释。例如中国历史上频繁出现的周期性社会动乱,是皇帝、官僚集团残酷剥削编户民(编户民中既有编户农民,也有编户地主)的结果。以往人们一直以为这是“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剥削”造成的,这实际上是混淆了概念。

    事实上所谓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等社会形态的划分方法起源于西方,目前对封建社会的定义主要有马克思主义和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两种模式的定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封建社会”是指地主或领主占有土地并剥削农民或农奴的社会形态,西方学者的“封建社会”指由共主或中央王朝给王室成员、王族和功臣分封领地,是一种国家管理“制度”而不是一种“社会”,属于政治制度范畴。实际上我国目前是用马克思主义对封建社会的定义以社会经济制度为标志将中国古代秦汉之后的社会形态划分为封建社会,如果用西方学者的观点以政治制度来衡量中国秦汉之后的社会形态很难被称之为封建社会。

    “封建思想”:中国人头脑里的“封建思想”主要是忠与孝两字。首先是忠君思想和君尊臣卑观念,其次则是孝敬父母和为家族利益服务的观念。尽忠尽孝,成为传统中国社会的最高行为准则(日常生活中的“封建思想 ”则缺乏具体的规定性,例如重男轻女等,都可算做此类)。西方封建社会中的思想,其内容与实质都与此不同。在西方,最重要的是神权至上观念,其次才是真正的封建思想,即封君与封臣之间的效忠。封君与封臣的关系是个人关系,是非强制性的。布洛赫说,它相当于朋友关系。不仅封臣要向封君效忠,封君也要向封臣效忠。这种效忠并不是对个人的无条件服从,而是以相互的义务为条件。这种封建义务关系高于人们对国王和国家的臣服关系,也高于家族的利益。正如布洛赫说的;“附庸义务有时不可避免地与其他义务──如臣民义务或亲属义务──发生冲突。这种情况一旦发生,附庸义务几乎总是战胜其他义务,不仅在实际活动中是如此,而且在法律中也是这样规定。”[11]正是由于神权至上的思想和封建思想的制约,西方才不可能有中国的这种忠思想。

    政治意义上的封建社会顾名思义就是封邦建国即诸侯贵族从国王那里受封土地,贵族再把自己的土地分封给归顺自己的骑士部属。这种政治体制类似于中国在秦始皇建立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帝国之前推行的分封制度,这种政治制度的核心就是贵族分权,天子相当于一家股份制公司的董事长,诸侯贵族以及他们的骑士部属相当于公司的中小股东,也就是说天子不能无限度扩张自己的权力。

    “封建特权”:中国中古社会中,皇室贵族和官僚及其家族享有免役特权。而西方,服军役却是贵族的特权。前者是摆脱义务的特权,后者是尽义务的特权。中国官僚贵族还有犯罪后减免刑罚的特权,即所谓“八议”和“官当”。而在英国,议会的议员享有人身保护的特权。现代社会一些国家的议员豁免权,包括中国人大代表的“免责权”,都是法律赋予议员们的特权,就是从西欧中世纪继承而来的。中国的特权是皇帝恩赐给官僚的种种个人待遇,而非真正的权利。既是恩赐,就可随时剥夺。而西方特权的实质是权利,它保障个人和团体的自由。一旦授予,就不能随意剥夺,特权享有者随时为保护这些权利而奋斗。中国的皇帝和官僚独享、独占特权,目的是加强对人民的统治和剥夺。而在西方,统治者和人民分享特权。人民经常自己争取特权,由此而维护人民的利益。正如汤普逊所说:“新形成的资产阶级要求承认城市的权利与特权;这项要求从政治上来说是:那在封建世界几百年来有效的契约原则应扩充到非封建世界。平民也要求‘权利’与‘自由’来执行自己的司法、征税、铸币、市场管理等等,像封建王公在他们领土上所做的那样。”[12]正是因为有这些“封建”特权,西方资本主义才能迅速发展。特权的意义本是形成社会成员间的不平等待遇,但是西方的特权由于为社会广泛分享,可以扩大平等,产生出与特权本义相反的效果。例如贵族的一项特权是只接受同等级贵族的审判,“同等人的审判”这项原则也为其他等级所应用。商人只出席商人法庭,只接受商人的审判。而“封建”的庄园法庭,则是由农奴和领主代理人共同组成的,农奴自己成为法官,参与审判和裁决。在中国,绝不可能有人民参与审理案件的情况,只能是官府决定一切。

    从这个角度上而言秦汉之后的中国社会除了极少数时期曾一度恢复过分封制外,绝大多数时候是不存在世袭的贵族阶级及其封地属民的,尤其是在隋唐确立科举制度后任何一名寒门子弟只要被皇权所赏识立马可以跻身朝廷权贵,像韦小宝这样的故事在中国完全可能发生,只要皇帝信任重用他。但在欧洲国王要想重用自己的私人没那么简单,国王和贵族之间实际上是一种权利和义务双向的契约关系,虽然国王身居上位,但也不能违犯契约精神而无限制扩张自己的权力,所以欧洲对皇权最早的制约并不是君主立宪而是封建制度——英国的《自由大宪章》恰恰就诞生在封建的中世纪。

    “反封建”:中国的“反封建”是现代社会中人民反对地主、军阀及其政府的政治行为,而西欧的“反封建”是“封建社会”中各种群体共同的政治、经济行为。作为封建主首领的国王联合城市资产阶级反对封建贵族,不少中外学者指出,教会在有些方面是反封建的,例如限制封建主的权力,反对封建主之间的私斗等等。封建主也反封建,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当然如果不从政治体制上来看,而从社会经济关系生产方式上来看:中国在秦汉之后的社会是以土地为基础的自然经济社会,农业与手工业结合,以家庭为生产单位,具有自我封闭性、独立性,以满足自身需要为主,地主阶级成为统治阶级,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成为社会主要矛盾,这些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对封建社会的定义的。所以其实中国秦汉之后的社会形态是全世界独有的一种特例(相对西方而言,朝鲜、越南等邻国倒是学习了我国政体),这是一种经济上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体,政治高度中央集权的社会形态。

    其次论述日常生活方面的“封建”:

    回答:

    “封建迷信”:这个词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率似乎最高。但是令人费解的是,现代社会中的种种迷信现象为什么统统被说成是“封建迷信”。如果说这是因为它们是从“封建社会”中流传下来的,那么是否意味着迷信只是“封建社会”所特有的?实际上,时代越往前,迷信就更严重。可是为什么没有“原始迷信”和“奴隶社会迷信”之说呢?这些迷信与“封建迷信”又有何区别?为什么更为严重的迷信反倒没有命名?这一现象恰恰说明了滥用封建的结果。

    抠字眼就是文人们最喜爱干的活,英语的Feudal的意思是:封建的,领地的,世仇的诸侯的。也就是我一块势力范围,你一块势力范围,他一块势力范围,这叫封建社会。但是秦汉之后这些特征已经消失了。

    “封建军阀”:军阀就军阀,何必冠以“封建”二字。加上了“封建”,反而把事情搞乱。因为这使我们分不清究竟是指古代的军阀,如安禄山、史思明,还是近代的军阀,如阎锡山、张作霖。反过来说,西欧有中国的这种“封建军阀”吗?

    但是要这么说,我国并不是帝国主义。虽然一家一姓主政天下,但是并没有很大的侵略性,顶多算一个“农业资本主义社会”,有别于西方的“工业资本主义社会”。

    “封建大家庭”:这一说法十分普遍,尤其在文学作品和一些回忆录中常见。然而,这既可能是指地主家庭,也可能是指官僚家庭,或者还有军阀家庭。与上述词汇一样,表述不清,画蛇添足。不如直接说明究竟是哪种大家庭。

    而现在的美国,大概已经发展到“金融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资本主义”的混合体。

    “封建包办婚姻”:是否仅“封建社会”有包办婚姻?实际上现代社会中也有这种现象,尤其是在农村。由于农村青年男女缺乏社交的条件,就只得由家长来操办婚姻,这与“封建”毫不相干。

    总之来说,争论这些没什么意义。真正有意义的事情是改善民生,关怀基层。这一方面从秦汉以来,大部分王朝做的都比西方好。

    “封建脑瓜”:这种称谓语焉不详,难以理解其意义。

    回答:

    还有许多歧义颇多的“封建”概念,限于篇幅,难以一一列举。

    因为他们根本没搞清楚封建制度跟封建社会的区别。封建社会说的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封建制度讲的是行政管理制度。这是两个不同范畴的概念。封建社会,只要是主要的生产资料是土地,而生产资料由封建地主(领主)所有,就叫封建社会。而封建制度则是分封制,在中国,封建制度是奴隶社会时期才有的,周朝实行的就是封建制度(分封制)。而西方的封建制度和封建社会是基本同步的,所以很多人以西方封建制度的概念,替换掉了封建社会的概念,所以才说中国秦朝之后不是封建社会,这是概念上的错位。举个例子来说,资本主义社会不是什么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可以有很多种制度,有的是总统制制度,有的是议会制制度,有的甚至还是君主制。那只要社会生产资料是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那就叫资本主义社会。同理,封建社会不一定要实行的是封建制度。其他社会也可以实行封建制度。因为马克思是欧洲的人,欧洲的封建制度跟封建社会是重合的,所以这两个概念被很多人同化了,但事实上这是两个概念,请大家一定要区分清楚。

    二、结论:应当正视中西中古社会的差异

    回答:

    令人惊讶的是,中国和西欧的“封建”竟是如此地不同。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如此不同的事物长期以来却被看作是完全相同的。正如侯建新所说:“本来是两种不同的物品。为什么贴上同一标签并且装进同一箩筐?”[13]历史为什么要开这样的一个大玩笑?这的确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限于篇幅,在这里不能具体论述,将另文说明。

    封建这个词不等同于帝制,封建,是封邦建国的意思,皇帝把国土分封给诸侯王,诸侯王有收取享用税收权力,汉初甚至还能自建军队,煮盐开矿。秦朝不是封建,因为秦始皇吸取周朝诸侯互相争斗,周天子被架空的教训,听取李斯的建议改用郡县制。汉朝是两者都用。后来分封基本是皇亲,有些只是个爵位,并不去封地。而与封建并列的是专制这个词,专制其实也是明朝朱元璋废掉丞相后才有的,之前皇权并不专制,而是与丞相制衡。汉朝,管理皇家用度的少府,就是丞相管的,有些皇帝会压制丞相权力,有些皇帝权力还不如丞相,甚至完全成为傀儡。历史上在明朝前,真正称的上专制的皇帝很少。而就算在明朝,也设立内阁制,由内阁首辅来管理政府,只有清朝雍正开始设立军机处,许多事可以绕过政府和司法机构,直接由皇帝说了算

    迄今为止,也有不少学者指出中西“封建”是不同的。旅美作家林达多次强调中西方的差异,明确提出:“我们觉得,‘欧洲封建’和‘中国封建’,肯定不是一个‘封建’。”[14]王家范也说:“现在教材里中世纪的中国和西欧都是封建社会,殊不知彼封建而非此封建。”[15]

    回答:

    中西中古的差异不仅在于各个具体的方面,还在于其根本的精神或原则。西欧封建主义的实质是明确规定各等级的权利和义务,而不是以往简单认定的那种领主剥削、压迫农奴的阶级对立。最基本的有两点:一是权利和义务的对等,享受权利就得尽义务,同样,尽义务就应享有相应的权利。议会制就是根据此原则建立的。二是无论上下,都既有权利,也有义务,非一方独享权力和权利。以往我们因对封建的误解,以为封建主义是落后的和丑恶的,因而未能看到,西欧的封建主义有它的积极的一方面,例如契约的原则、互惠的原则、等级内相对平等的原则、分权制约的原则等等。这些都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起到了促进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封建主义为社会留下了相当充裕的空间,使得新生力量有生存和发展的条件。而中国 “大一统”的国家/社会中,新生力量难以产生和发展。中国恰恰是因为没有西欧的这种封建主义,才长期停滞、落后。

    题主问得好,要解决这个问题确实得回到封建社会的定义,即到底什么是封建社会。


    中国史学家所说的“封建社会”是指地主或领主占有土地并剥削农民或农奴的社会形态,西方学者的“封建社会”指由共主或中央王朝给王室成员、王族和功臣分封领地的政治制度。

    [1] 冯天瑜:《史学术语“封建”误植考辨》,《学术月刊》2005年第3期。[2] 北成:《关于“专制君主制”的译名》,《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2期。[3] 何怀宏:《选举社会及其终结──秦汉至晚清历史的一种社会学阐释》,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4及42页注。[4] [法]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二卷,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608页。[5] [美]哈罗德·J·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贺卫方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407页。[6] [美]哈罗德·J·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贺卫方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647页。[7] 侯建新:《现代化第一基石──农民个人力量与中世纪晚期社会变迁》,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8] 恩格斯:《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455页,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9]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506—507页。[10] 徐浩:《地主与英国农村现代化的启动》,《历史研究》1999年第1期。[11] [法]马克·布洛赫:《封建社会》上卷,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375页。[12] [美]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425页。[13] 侯建新:《“封建主义”概念辨析》,《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14] 林达:《带一本书去巴黎》,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10页。[15] 王家范:《阅读历史: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探索与争鸣》2004年第9期。《探索与争鸣》200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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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6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就已经有了五种所有制形式的构想,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也讲到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如果加上原始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也是五种所有制形式。《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提到了如下五个阶段——原始氏族社会、古代奴隶制社会、中世纪农奴制社会、近代雇佣劳动制(资本主义)社会、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1919年,的《论国家》中再次勾勒了这样一个历史发展脉络:人类历史是沿着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单线序列发展着的。1938年,《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将这一观点进一步明确化,形成了历史五段论。以往的中国因为历史原因受到了历史五段论的深刻影响,中国秦汉之后是封建社会也成为很长一段时间普遍地共识。

    如果回到封建社会的定义,严格来说,封建社会就是实行封建制度的社会,而封建制度又是有严格定义的。

    所谓Feudal Society(封建社会)和Feudalism(封建制度)是君主或中枢把土地分封给宗室(王室成员)和元勋(功臣)让其在相关土地上成为Feudal Lord(封建主)的一种政治制度,即用分封世袭作为效忠和提供政治军事支持对价的制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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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西欧封建制度下,国王和百姓、封主和封臣都遵循一种契约(合同、协议)。每个人都对他人负有某种义务,国王有权强制执行。如果一个国王侵犯了一个封臣的权利,封臣们也可联合起来反对他。封臣们组成国王的议事会。国王应按照封臣们的劝告行事。如果封臣们觉得国王滥用他的权力,可以对他进行限制。故封建制度下的王权是有限的,封建主之间的关系是相互的,互相制约,具有契约性质。

    回看中国,在秦以前,特别是西周时期,也有着完备而自成体系的封建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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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即使在那个时期,仍然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概念,与西欧封建制度有着极大的区别。

    而在秦汉以后,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中央集权的吏治国家,即实行所谓郡邑制(郡县制)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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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代文学家、政论家柳宗元在《封建论》中这么说:

    秦有天下, style="font-weight: bold;">裂都会而为之郡邑,废侯卫而为之守宰,据天下之雄图,都六合之上游,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 style="font-weight: bold;">此其所以为得也。

    ……

    秦之事迹,亦断可见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

    秦之后,或者说秦汉之后,中国是一个郡县制的大一统吏治国家而非封建制的国家,是很明显的情形(虽然其中有反复),从这个意义上说很多人认为中国秦汉之后不是封建社会,是有其理论根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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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种意义上,在德川幕府(江户幕府)的集权制度设计成熟之前,日本倒是有典型的封建社会,虽然其宪制意义和契约的操作规程和西欧并不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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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集权程度很高的德川幕府,大名和其之间仍然保持着某种互动的张力,这也为后来的尊王攘夷运动提供了准备。

    说到底,封建的本质是对价和契约,而不是以天下奉一人,但这又是另外一个话题,以后再谈。

    回答:

    首先,你去问问民国以前的历史学家,比如清朝末年的那些学者,他们肯定不明白什么叫封建社会!在中国,早就有了封建一词,它的意思是分封建邦,除此之外并没有别的含义。

    清朝后期,东方和西方开始了接触。大量西方历史的东西被介绍到了东方。在这方面,日本人做了很多的翻译工作。他们看到欧洲的中世纪,即所谓的“feudalism”,层层的分封,有公侯伯子男,和中国西周时期的分封建邦很像。于是,就把“feudalism”翻译成了“封建社会”。

    后来,又传入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尤其是传入了经过苏联包装过的“唯物史观”。这种《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里公式化的历史唯物主义,将人类历史的发展简单化、公式化,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是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最后达到共产主义社会。这种观念传入后,被很多人所接受。而在1949年之后,这种公式成为了不可怀疑的圣经。我们所有的教科书,几乎都说人类是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目前是社会主义社会,将来要实现共产主义社会。

    基于这种认识,人们把这种五种阶段论的唯物史观应用于中国历史的研究。清朝1840年之前的中国,肯定不是资本主义社会。套用前面说过的五种阶段论的公式,它只能是资本主义前面的社会。而资本主义前面的社会,即公式之中的封建社会。就这样,清朝及其以前的中国就划分成了封建社会。而春秋战国之前的中国,和秦始皇统一之后的中国,显然又有着明显的变化。于是,春秋战国之前的中国,西周和商、夏,只能是封建社会前面的社会。于是,他们就被定义为奴隶社会。

    从那以后,我们的历史教科书的书写就明确告诉大家,夏商周三代是奴隶社会,春秋战国是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废封建、立郡县”,确立了封建社会。然后,历史老师还要费尽口舌地告诉大家,此封建非彼封建……其实,奴隶社会也好,封建社会也罢,都不是从中国历史研究的现实出发,而是从概念和公式生搬硬套的。至于在生搬硬套下所催生的古代史分期问题,就更有趣了。有些人主张中国封建社会从西周开始,比如范文澜。有些人主张从战国开始,比如郭沫若。也有些人主张从魏晋时期,比如尚钺。在今天看起来,这些都是伪问题。

    今天的中国史研究,已经相对来说,摆脱了政治的纷扰。至少在古代史研究领域内,更少教条化的色彩。今天的人们,普遍不再讲什么奴隶社会。夏商周,并不能简单地被看成是奴隶社会。至于中国从秦朝以后的社会,表现出明显的中央集权的特点,这显然与所谓的封建社会并不相容。

    更进一步来说,人类是否存在着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历史规律?如果有,那么是否一定就是前人所说的那五种阶段论?正是因为这样,越来越多的历史研究者,在淡化历史研究的政治色彩,试图从历史本身去说明问题。老一辈的学者们且不去说了,至少年轻一些的学者,绝对不会动辄就把封建社会挂在嘴边上来说了。

    也有一些学者开始尝试从其他角度来总结中国古代社会,比如何怀宏先生就将中国古代社会划分为两个不同的时期,《世袭社会及其解体》和《选举社会及其解体》,这两本书就是何先生的代表作。另外,冯天瑜先生的《封建考论》一书,也可以找来看看。当然,也有些人坚持认为夏商周就是奴隶社会,秦朝以后就是封建社会。至少现在,这个问题是可以自由讨论的。

    回答:

    很多人,包括像吕思勉、胡适、钱穆、瞿同祖等大学者都认为秦汉之后的中国不是封建社会。他们认为,秦汉之后的中国政治制度,可以叫中央集权的皇朝专制制度,也可以叫郡县制度。

    首先,什么是封建?在中文文献中,封建就是指周朝的封邦建国,即天子把自已直接管辖的王畿以外的土地,分封给王室成员、功臣、圣贤之后,并授予他们爵位。这些诸侯再效仿天子,把自己的土地分封给士大夫。

    在西方文献中,封建就是指西欧中世纪封君和封臣之间的契约关系,封君赐予封臣一份领地或采邑,为封臣提供保护。作为交换,封臣宣誓对领主的忠诚,以及承诺进贡、劳役和兵役等义务。封臣在自己的领地上享有较为完整的治理权或统治权,主要包括司法、财政和军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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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欧,封建的目的都是为了形成众星拱月的局面,封臣或诸侯有义务保护君主。大家想想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的故事,幽王点起烽火,诸侯们都以为天子有难,立马带兵前来救援。

    其次,秦汉之后的中国社会是什么样的呢?秦统一中国后,“废封建,立郡县”,由皇帝直接派出郡守,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僚网系。这些郡守、县令的权利来源全部来自于中央,无论官阶大小,都要向皇帝负责,皇帝对他们也有绝对的控制权,“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而周朝的士大夫、贵族,西欧中世纪的骑士,都只对自己上一层的诸侯负责,而不对诸侯的大老板——国王或天子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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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周朝封建制度的基础是井田制,西欧中世纪封建制度的基础是采邑或庄园制。而秦汉之后的中国,基本上都是以小农经济为主体。钱穆曾指出,秦以后的土地可自由买卖,地主和农民为经济契约关系,不似封建社会中地主即封君,佃户为依附封君的农奴。以前咱们老是唱什么“翻身农奴得解放”,现在想想,中国哪来的农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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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封建的定义是无法套用在秦汉之后的中国社会上的,虽然在汉朝、西晋等时期有过“历史的反动”(柏杨说的),学周朝分封的制度,但最后都改弦更张,回归中央集权的正轨了。胡适早就说过,中国的封建社会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结束了。

    以后再有人跟你说“反帝反封建”,你可以蜜汁一笑了。

    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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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涉及到名词定义权。

    西方学者的“封建社会”指由共主或中央王朝给王室成员、王族和功臣分封领地。

    中国古籍有“封建”一词,意思是“封国土、建诸侯”。唐朝柳宗元写有《封建论》,将夏、商、周、汉四个朝代认定为“封建”。

    东西方学者虽然有时间和空间的距离,但他们对于这个词的理解基本是殊途同归的。封建,封而建之。

    所以站在历史学角度来说,中国汉朝之后到清朝末年并不是学术意义上的“封建社会”。

    总所周知,马克思老大爷没有仔细研究过中国历史,可马克思主义学说已经在中国的大地上作为官方思想被广泛教育和传播。所以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封建社会进行了重新定义:指地主或领主占有土地并剥削农民或农奴的社会形态。

    这样就中西一统,天下太平,马克思主义又可以轻松的在中国的大地上传播了。

    这里需要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马克思主义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我们学了这么多年马克思主义,涉及哲学(唯物主义、辩证法)、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历史学(历史唯物主义)等等。在各个基础学科不断发展的今天,马克思主义的很多观点在学术界的评价很显然没有大陆官方的评价那么光伟正。

    马克思主义其实应该算是政治学、社会学一类。它研究哲学、经济、历史等方面的根本目的都是为了实现其政治目的和达到最终改造社会的目的。

    这跟很多学术上研究是为了探寻真理,有本质的区别。

    秦朝至清朝约两千年的历史,单从政治制度方面分析是不符合封建社会的定义的,而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阶级分析法来看这就是封建社会。
    之所以会有两种不同的观点,最主要的区别在于两种观点在对于“封建”的定义上的不同。
    “封建”一词的出处最早应该是自《诗·商颂·殷武》:“命于下国,封建厥福。”
    而郑玄作笺解为:则命之于小国,以为天子,大立其福。谓命汤使由七十里王天下也。
    《说文解字》: 封,爵诸侯之土也;建, 立朝律也。
    封建,理解其原意当为:分封土地、建立诸侯。从政治制度的角度分析,这便是对封建社会的主要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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