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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工业余大学高校长称中夏族民共和国崛起势不

发布时间:2019-08-10 02:32编辑:亚洲城ca88浏览(174)

    2013年我国开始了“大国外交”的转变。外交采取区分敌友还是不分敌友的理念,是我国大国外交面临的新课题。

      独家专访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世界和平论坛秘书长阎学通: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援助力度,缩小南北发展差距。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我国积极开展对外援助工作,对服务国家外交大局、提升我国国际影响力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从实践效果来看,对外援助的职责分散在多个部门,具体工作也由各部门分别组织实施,缺乏充分的战略谋划和统筹协调。这种体制安排客观上影响了对外援助的综合效益。

    大国外交;敌友;外交;不结盟;发展中国家

      从韬光养晦到奋发有为,中国崛起势不可挡

    随着新时代国家外交总体布局的展开,特别是“一带一路”建设等重大战略的实施,在国家层面成立专门工作机构,加强援外工作的统一管理,改革优化援外方式势在必行。

    2013年我国开始了“大国外交”的转变。之前,我国外交中的“大国”是指美国、日本、俄罗斯、德国、法国、英国、印度、巴西这些外交对象国,如今“大国”是指中国自己。外交地位的转变使我国外交理念面临一个新挑战,即外交是否需要区分敌友。

      2023年世界将出现中美两个超级大国

    2018年3月举行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决定将商务部对外援助工作有关职责、外交部对外援助协调等职责整合,组建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组建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既体现出党中央、国务院对对外援助的高度重视,也标志着我国从单纯实施“对外援助”向开展“国际发展合作”的理念转变和实践创新。

    从不结盟走向不区分敌友

      美国窃听事件给中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经验教训:当我们强大以后,绝不能像美国那样去监控全世界。监控全世界所带来的后果就是你在跟全世界为敌。——阎学通

    在组建新机构之际,建议加强国际发展合作,深化我国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投资合作、开拓市场,增强我国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和影响力的宣传;加强对于提升我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议程设置能力和统筹协调能力以及营造和平稳定、共同发展的国际环境的宣传。开展国际发展合作,尤其是实施对最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援助,对于缩小南北发展差距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国际社会上,应当做好对外宣传,积极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区别于西方话语权的国际发展合作理论和标志性概念,讲好中国故事。

    在1982年中共十二大报告提出“中国绝不依附于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的“不结盟”原则之前,我国的外交理念是明确区分敌友的。在上世纪50年代,根据与我国社会制度的异同程度将国家分为“帝国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民族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在60年代和70年代,调整为根据与我国国际地位的异同程度划分为第一世界、第二世界(超级大国之外的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这两种划分国家类别的标准虽然不同,但都体现出当时区分敌友的政治外交理念。

      中国真的会在十年之内成为世界超级大国吗?中国的周边局势又将走向何方?中国的外交策略正在发生哪些调整?继续坚持不结盟原则会帮助中国崛起吗?

    基本战略思路

    在不结盟原则的指导下,十二大报告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适用于我们同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的一切国家的关系”。从此,我国外交开始淡化敌友的理念,外交服务于经济建设的任务使发展中国家的排序后移。十二大报告中的外交对象国排序为日本、美国、苏联、第三世界。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报告取消了外交对象国的排序,提出了“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不区分敌友的做法体现了开展经济合作的外交理念。

      带着这一连串的问题,《中国经济周刊》日前独家专访了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世界和平论坛秘书长阎学通,请他为我们解读中国乃至世界的未来局势。

    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方略的指导下,推动我国国际发展合作应当坚持三个战略思路。

    1989年的政治风波发生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全面制裁,但广大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国家立场不同。面对这种现实,1992年中共十四大报告的外交工作任务中恢复了国家分类,但这次只分了两类,即第三世界和“所有国家”(意为“非发展中国家”)。这种国家分类是想在明确外交重点和不区分敌友之间建立一种平衡。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报告找到了不区分敌友和明确外交重点的一个国家分类排序方法,即周边国家,第三世界和发达国家。这三类国家的划分方法延续至今,但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报告将三类国家排序调整为发达国家、周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这种国家分类排序于2006年被归纳为,“大国是首要,周边是关键,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它的优点是使各类国家看上去同等重要,增强了外交原则的灵活性,即以哪类国家为外交主要对象都合理。有人认为这种国家分类排序是符合全球化时代的,说全球化时代外交无敌友,区分敌友的外交是“冷战思维”。

      “历史是由人创造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人有能力任意改变历史。历史的发展具有一定惯性,在人没有创造出强于历史惯性的力量之前,历史将沿着既有的轨道发展。”在阎学通看来,未来十年,历史的惯性有利于中国的崛起。他甚至大胆预测中国到2023年将会成为超级大国,世界将迎来中美两极格局。

    一是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当前我国仍然处在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面临的改革发展目标任务依然十分艰巨,必须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不动摇,充分开发和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推动实现更高质量增长,把自己的问题解决好。在此基础上,应加大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的援助,深度融入世界经济格局,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营造和平稳定、共同发展的国际环境。在国际发展合作中,践行正确义利观,在维护和促进我国的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基础上,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和对外发展援助,展示大国形象、大国责任、大国担当。

    然而,这种国家分类排序也有弊端。当原则的灵活性很强时,原则的指导作用就弱化了。比如,在东南亚,柬埔寨和菲律宾同为我周边的发展中国家,但前者可作为我外交基础而后者则是我外交麻烦。俄罗斯和日本是同类国家,我对俄需要加强全面战略合作,对日则只能进行政治孤立。“首要”、“关键”和“基础”三个词并列,无法明确外交工作重点对象国是哪类。美国仅属于大国但不属于周边国家,日本则两者都是。日本既“首要”又“关键”,理论上应比美国还重要,但这显然不符合实际情况。

      世界两极化不可避免,中国必居其一

    二是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加强对人的生存、生活和发展需求等民生领域的援助。在保持农业、工业、经济基础设施等传统援助领域相对稳定的基础上,未来应当更加注重对民生发展项目的关注和投资,适当增加对初等教育、健康、就业、环境、绿色能源等领域的援助。一方面,这些议题关注民生项目,与联合国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和我国的五大发展理念相一致;另一方面,对民生领域的援助有助于提升我国的影响力和软实力,有利于抵消国际社会对我国加大国际发展援助的质疑。

    大国利益得靠区分敌友的外交来实现

      “国际格局是随着大国综合实力的变化而变化的,大国综合实力的基础是国家的政治实力,而政治实力的核心则是领导者实施改革的能力。”阎学通坦言,他之所以能够对未来十年中国崛起做出乐观的预测,与党的十八大后中国领导人在反腐、改革和维护国家主权方面的新政有关。

    三是坚持以合作共赢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导,加强受援助国家发展能力建设。传统的对外援助方式,如物资援助、贷款优惠、债务减免,多为一次性的物质或资金援助,具有应急性强和问题导向性强的特点,主要是问题解决型的援助,建构性却有待提高。应当秉持“既要授人以鱼,也要授人以渔”的原则,在尊重发展道路多样化和发展中国家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基础上,鼓励和支持各国根据自身禀赋特点,制定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战略,增强受援助国的发展能力。

    未来十年,中国的综合国力比除美国之外的所有国家都大,且差距越来越大。中国将不得不通过承担更多国际责任,通过提供公共物品来维护国际秩序,从而最大限度地维护自身利益。承担国际责任,提出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和提供更多公共产品都面临着不区分敌友则方向不明的困难。只有明确了承担谁的责任、有利于谁的方案、有助于谁的智慧、谁能多享受的公共产品这些问题,才能决策做什么。任何大国在塑造国际秩序时都是承担保护友邦而非敌国的责任,提出有利于合作者而非竞争对手的方案,为遵守规则而非破坏规则的国家提供公共产品。

      “我做出这个预测的前提是今后十年中国的改革力度将大于所有其他大国。”阎学通解释说。”

    此外,在实现国际发展合作的目标和职责履行中,坚持在“尽力而为”的基础上“量力而行”,形成合理、有效、可持续的财政投入,防范过于扩大财政投入的风险。在项目实施中,要精打细算,钱要花在刀刃上,这要求加强国际发展合作评估工作,明确重点援助对象国和重点援助领域。

    具体而言,不区分敌友我们将难以执行“亲、诚、惠、容”的外交原则。例如,在当前情况下,政治上,我们可以亲近俄罗斯和柬埔寨,但不能亲近日本的安倍政府和菲律宾的阿基诺政府,否则将会怂恿他们采取更加反华的政策。外交上,我们只能对有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讲诚信,对那些不承认我国主权,支持台湾分离主义的国家,不存在是否讲诚信的问题。经济上,我国可以主动惠及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而不能惠及发达的美国。在国际政治中弱者主动惠及强者的做法不符合道义,是弱者对强者的谄媚。

      阎学通在他的新著《历史的惯性》一书中预测:未来十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将升至1:5;2023年美国的GDP将为19万亿美元,届时中国的GDP按照当前的汇率换算将为17万亿美元,按届时的汇率计算将超过美国;2023年人民币对其他货币的影响力将达到美元影响力的50%甚至更高水平,人民币、美元和欧元可能构成三足鼎立之势;2023年,中国将拥有载人的太空工作站、至少3个服役的航母舰队(有可能建成5艘航母)、4~5艘携带射程8000千米导弹的战略核潜艇、部署部队的第五代战斗机(歼—20和歼—31隐形战斗机)。

    发展建议

    为了塑造有利于民族复兴的国际环境,我国对外政策似可考虑依据利益关系划分国家类别,为制定具体外交政策提供明确的政治方向。如果我国将世界各国分为“友好”、“合作”、“普通”和“冲突”四类国家,对于综合实力弱于我国的国家,无论国家大小,我国对友好国家一律采取仁义相助的政策,对合作国家采取适当照顾的政策,对普通国家采取平等互利的政策,对冲突国家采取针锋相对的政策。

      《中国经济周刊》:您为什么会对中国的未来有如此乐观的预测?

    为提高我国国际发展合作的质量和有效性,建议加强以下几方面工作。

    美国是唯一比我国实力强大的国家,因此可考虑将美国单列为一类,定为“新型大国关系国家”。新型大国关系的性质是崛起国与主导国和平竞争的关系,且实力对比是美强我弱,因此我对美政策应是对等互利。从严格意义上讲,在实力不等的条件下,对等互利本身已经是有利于强者,因此对美采取对等互利政策已经体现了我国外交政策的包容性。

      阎学通:有些人说我的预测很大胆,在他们看来中国十年内根本没有可能成为超级大国。实际上,持这种看法的人很多,这其中不仅有占多数的网民,连一些从事外交工作的资深人士也认为中国不可能。然而外国民众和政界人士对中国地位的认识却相反,他们普遍认为中国将很快成为一个超级大国。

    一是加强国际发展合作的评价体系建设。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明确了开展对外援助项目并监督评估实施情况是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的一项主要职责。应当加强评价体系建设,加强对重点援助对象国和重点援助领域的研究和评估。对于重点援助对象国的评估,应当在受援助国主动提出申请或明确表达合作意愿的前提下,从受援助国的国家安全、与我国的战略利益相关性、政权和政策稳定性、援助需求迫切性四个方面评估是否给予援助。重点并优先援助最不发达国家、最迫切需求援助国家、战略相关国家和周边国家。规避有内战和冲突风险、政权动乱和不稳定国家和地区。在坚持不结盟原则的前提下,扩大并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形成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在重点援助领域方面,坚持加强民生领域援助和加强发展能力建设两大目标,形成固定的援助框架,坚持援助领域的一贯性,集中资源聚焦重点援助领域,提升援助有效性。同时,定期评估和更新重点援助领域,确保对外援助的动态精准性。

    自鸦片战争以来,我国积累了丰富的以弱制强的外交经验,但以强对弱的现代外交经验则较少。例如,不结盟就是两极格局下的一种弱对强外交战略。历史上小国不结盟常见,但帝国和超级大国不结盟的现象鲜见。外交采取区分敌友还是不分敌友的理念,是我国大国外交面临的新课题。

      根据我的观察,许多批评我预测不靠谱的人并不知道我预测的逻辑是什么,他们只是在感情上不同意我的预测结果,他们不愿意看到中国成为超级大国。超级大国是指国力大于其他大国几倍的国家,这是一个既定历史时期大国实力对比的结果。

    二是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2017年,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倡议下,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正式成立运行,其主要业务是开展发展理论和发展实践研究,为我国加强发展研究奠定了基础。为适应新时代开展国际发展合作的需要,应当进一步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并采取多样化方式鼓励和支持相关研究。建议将对发展中国家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的资助纳入国际发展合作的重要业务领域,建议设立发展中国家研究资助机构,资助相关研究,通过依据重点援助领域引导资助研究课题的形式,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现状和问题的研究及知识储备。

      今后十年,除中国之外,我看不出还有哪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可以接近美国。如果找不到第三个国家在十年内能成为超级大国,世界就不可避免地两极化,而两极化中的一极就是中国。

    三是加强国际发展合作理论体系建构。理论体系是开展国际发展合作的行动指南。当前我国对于国际发展的研究和学科建设仍然相对薄弱,尚未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发展合作理论体系,应当进一步加强相关研究,加强国际话语体系建设。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作出重要指示,要注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在这一探索中,我国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坚持正确义利观、总体国家安全观、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等都是具有原创性和时代性的概念。这些概念对于当前国际关系的理解和定位在本质上区别于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强调权力、利益、大国政治、权力最大化和权力均衡等概念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建构国际发展合作理论应当充分结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等理念,并与我国倡导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相结合,形成既具有中国特色,又具有一定的可推广性和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国际发展合作理论,作为指导和宣传我国国际发展合作的理论体系支撑。

      《中国经济周刊》:现在有很多人认为,中国社会内部日益积累的矛盾将影响中国的未来发展,您如何看待这样的观点?

    四是加强干部和人才队伍建设,为我国参与国际发展合作和全球治理提供有力人才支撑。国际发展合作从业人员应具有良好的国际视野和多样化学科背景,不仅需要具备国际关系、外交、外事领域的知识,还需要具有跨学科、多专业背景。应当开发和推广国际发展合作专业和课程,在学生培养机制上,增加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口学、农业和环境保护等公共课程,加强与西方国家院校的交流和互访,并为国际发展合作专业学生创造更多的实习和锻炼机会。

      阎学通:历史上所有成功崛起的大国都是带着严重的国内问题崛起的。很多人以美国为成功样板,认为和美国一样就能崛起为超级大国。然而,这些人忽视了美国这个超级大国也存在严重的国内问题。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冷战时期,美国有严重的种族暴力冲突;冷战后,美国成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其国内的问题也十分严重。今年奥巴马政府竟然被迫关闭联邦政府17天,如果国内矛盾不严重,联邦政府能被迫关闭吗?

    作者简介

      国内问题对于中国崛起为超级大国肯定有负面影响,但这种负面影响并不意味着中国就不能崛起成为超级大国。今后十年,中美综合国力差距仍将不断缩小,而美国的国内问题不会比中国少,很可能比中国还严重。

    姓名:王永洁 吕俊平 工作单位:

      《中国经济周刊》:美国能在多大程度上减缓或阻止中国的和平崛起?您如何看待未来的中美关系?您认为美日两国是否会联合实施一些对中国不利的措施?

      阎学通:仅在美国,有关美国是否相对衰落的争论就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这次美国联邦政府关闭17天,使更多人相信美国的相对衰落。美国肯定是在尽力阻挠我国缩小与之实力差距的进程,但是这只会对缩小中美实力差距的速度有影响,阻止不了中国缩小与美国实力差距的大趋势。

      今后十年,决定中美关系的主轴是竞争,但这种竞争的内容核心与美国和苏联当年的竞争不同。这也是为什么习近平主席提出中美应建立新型大国关系。这种新型大国关系虽然不同于美苏关系,但也不是什么友好关系,我将这种关系称为“假朋友关系”。具体讲,新型大国关系好于现在的中日关系,但远不如中俄关系,也不如中国与欧洲大国的关系。

      我们可依据友好程度将目前中国与其他大国的关系分为不同等级:1.友好关系是中俄关系;2.普通关系中有中德关系、中法关系、中印关系、中英关系;3.新型大国关系是中美关系;4.对抗关系是中日关系。

      美日是同盟,双方联手对付中国是正常的,但是美国会控制日本,不允许日本以发动战争的方式与中国对抗。

      《中国经济周刊》:近来德国已要求美国解释“窃听门”事件,您认为美国的窃听举动会对美国产生哪些影响?

      阎学通:美国不会改变对世界的监听,除非它没有了这种能力。这一事件使美国的国际形象受损,使其正义性受损,而且影响了与传统盟友的战略关系。

      美国窃听事件给了中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经验教训:当我们强大以后,绝不能像美国那样去监控全世界。监控全世界所带来的后果就是你在跟全世界为敌。

      奋发有为的外交新政

      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增强,周边外交的重要性日渐凸显。如何构建一个更加稳定的周边外交网络,成为中国外交面临的重要课题。

      今年以来,新一届中央政府领导集体大力推进周边外交,进入10月后更是对东南亚进行了一系列密集访问:10月2日至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在印尼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第二十一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10月9日至1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出席在文莱举行的第16次中国—东盟(10 1)领导人会议、第16次东盟与中日韩(10 3)领导人会议和第八届东亚峰会,并对文莱、泰国、越南进行正式访问。

      在10月24日至25日召开的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明确强调,要更加奋发有为地推进周边外交,为我国发展争取良好的周边环境,使我国发展更多惠及周边国家,实现共同发展。

      在阎学通看来,中国的外交政策正在发生着方向性的根本变化。

      “从韬光养晦变成奋发有为,这是中国外交政策的一个重大变化,甚至可以说是一个质的变化。”阎学通直言,“过去之所以要韬光养晦,是因为我弱你强,我们向国际社会示弱,显示我们对所有的事情不介入。而如今的奋发有为则是要向周边国家显示我们的关系是‘我强你弱’,这是根本性质上的变化。”

      《中国经济周刊》:中国的外交政策从原来的韬光养晦变成如今的奋发有为,这可以理解成是一种变被动为主动的外交策略转变吗?

      阎学通:我们不能简单地把这种变化理解成是外交策略变得更加主动,它实际上是一种方向性的变化。过去我们几乎对所有国际问题的态度都是不介入,只和其他国家搞经济合作,不谈外交问题,而现在则是经济和安全问题并重,甚至安全问题还要更优先。

      原来我们国家所采取的外交策略是:以美国为重中之重,和周边国家的关系要让位于中美关系。而今后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将成为我们国家外交关系的重中之重,中美关系要服从于周边关系。所以说,这种外交策略的变化不是简单的变被动为主动,它是外交政策根本性质的改变。

      另外我想强调的是,这次习近平主席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提出要推进外交工作改革创新,现在还很少有人注意到“改革创新”这个词。要知道当初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来的改革,是在除外交之外的所有领域都要进行改革。所以我们把10月底这次外交政策的改革,称作是外交领域开了一次迟到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中国经济周刊》: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非常重视我国的周边外交,您认为该如何研判中国周边环境的整体局势?目前中国和日本的这种关系是否会影响到中国周边环境的安全?

      阎学通:现在中日关系形成了一种对抗关系,而日本又是我们在邻国中经济规模最大的一个国家,所以很多人以此作判断说中国周边环境日益恶化,我认为这个说法并不准确。日本的确是我国周边地区的最大经济国,但是日本跟我们的关系仅仅会影响到我们跟东亚各国的关系。

      我们现在和俄罗斯、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国以及中亚、南亚、东南亚国家的关系正在改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现在周边环境的事实是菲律宾和日本与我们是对抗关系,而且这种对抗是比较严重的,在短期内不能解决。

      我们现在周边环境的局势从大的范围上讲,改善关系是主流,但从对抗程度上来讲,日本和菲律宾的问题确实是日益严重了。

      《中国经济周刊》:有人把中国国家领导人密集访问东南亚形容为“集中发力东盟外交”。习近平主席更是在出访印尼时提出要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您如何看待我们和东盟的关系?东盟会成为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吗?

      阎学通:我不同意东盟是中国周边外交的重中之重这样的说法。重中之重这种说法给人的感觉是,只要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就把一切都解决了。我们现在的周边外交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我们和俄罗斯的双边关系,这使得我们在北部和西部有了一个安全的大后方,难道我们和俄罗斯的关系就不是重中之重了吗?

      我们可以说,在我国周边西部、北部相对稳定,和东边日本的关系在短期内不能改善的情况下,东南亚是我们现在周边外交的一个主攻方向。

      命运共同体的涵义远比经济共同体更加深刻,这个共同体意味着国家安全和国家经济全面发展。我认为我们只要坚持习近平主席那次讲话的方向,到明年年底,我们和东南亚国家的发展将会非常有成效。

      《中国经济周刊》:您认为中国是否还应该继续坚持不结盟政策?

      阎学通:我们从1982年开始执行的不结盟政策实际上是一个弱国执行的政策,今天的中国如果不放弃不结盟政策,只会给我们自己制造更大的国际安全困难。

      很多人误以为我们搞不结盟政策,可以避免和其他国家形成零和关系,这实际上是一个错误的概念。正是因为中国不结盟,不给周边国家提供安全保障,所以才会让周边国家恐惧我们,导致形成了零和关系。

      美国虽然处于物质实力增长缓慢的状态,但它仍是世界上拥有盟友最多的国家,它至少有42个不同类型的军事盟友。相比之下,不结盟政策使中国没有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盟友。缺乏盟友已经成为中国在改善国际环境中面临的最主要难题。

      为防止被国际社会孤立,中国需要对不结盟政策进行调整,结盟的策略可以帮助中国增加真实战略伙伴的数量。到2023年,中国将可能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20个左右的盟友或全天候的战略伙伴关系。这虽然远少于美国的军事盟友,但已经是一个初具规模的稳定的战略同盟体系。

      目前,具有成为中国盟友潜在可能的周边国家是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巴基斯坦、缅甸、斯里兰卡、孟加拉、老挝、柬埔寨。这些国家都面临着美国的战略压力,因此需要借助中国增强自己的安全保障。

      《历史的惯性:未来十年的中国与世界》

      作者:阎学通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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